主持人 刘曦林

时间 2005年4月26日

地点 中国美术馆

整理 邹文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张仃先生是杰出的漫画家、中国画画家、壁画家、艺术设计家、美术教育家。他的艺术成就和德高望重的艺术形象，在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己说“我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乡下人，像一座大山来到了中国美术馆。我们今天就对张仃先生的艺术成就做一个回顾和研讨，看看对我们有审美启示，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财富。现在从各个方面来的发言名单汇集到一起有50多位，因为发言的朋友很多，所以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5分钟为宜，最长也不要到8分钟。研讨会一共列了七个题目：一是，张仃的艺术特色、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二是，张仃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的意义和启示;三是，从张仃的艺术道路看20世纪艺术和革命的互动关系;四是，张仃的大美术观给予我们的启示;五是，从张仃的艺术看艺术的与时俱进与艺术家的定力。定力原为佛教用语，是佛与菩萨的法力之一，在这里指一种专忍坚定之心，我想张仃先生就是一个坚韧的有定力的人;六是，张仃先生山水画艺术与多方面艺术修养的关系;七是，张仃先生捐赠作品的意义与当代中国美术馆见识。

今年我们通过与张仃先生的多次接触，张仃先生热情地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133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他的漫画、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写生，“毕加索加城隍庙”的作品、后期的焦墨山水。张仃先生对中国美术馆建设做出了又一重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围绕这七个题目展开讨论，也可以就感受最深的某一点发表自己的观点。

陈瑞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盛大的活动，和大家一起讨论张仃先生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和取得的艺术成就。

张仃先生的一生是为艺术奋斗的一生，他不断追求，大胆探索，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张仃先生的艺术生涯经历了漫画家、装饰艺术家和中国画艺术家的不同阶段，当然这些阶段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作为一位杰出的中国画家，这些年关于张仃的焦墨中国画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

张仃先生的艺术是大俗的艺术，也是大雅的艺术。明清以来直到今天，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绘画就是通过雅和俗的互动而得到发展。即使是大家都推崇的文人画，也经历了一个从雅到俗、从俗到雅的过程。我曾经想过，要写一本题为《雅俗之间——从沈周到张仃》的书，梳理一下明清至今中国绘画雅和俗的历史进程。精英美术和大众美术互动的历史进程。这样的书不仅将艺术家张仃嵌入中国美术史当中，给予历史的定位，也会对今天的许多模糊认识产生一些新的看法，有助于未来中国绘画以至整个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

20世纪末中国画领域关于笔墨的论争，最早是在我所在的学院的两位艺术家——吴冠中先生和张仃先生之间发生，这是一场探讨中国画如何发展的很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在如何发展现代中国画的讨论中，张仃先生和吴冠中先生一为正，一为倚。张仃先生主张从传统出发，探求现代中国画的发展道路;吴冠中先生主张超越传统，也是在探求现代中国画的发展道路。简单地把他们发展中国画的不同观点对立起来不是历史的态度。艺术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才能形成张力，才能真正推动艺术的发展。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

张仃是我最敬重的画家之一。我本人是从事编辑工作的，也是山水画创作的实践者。在张仃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中我想着重提出一个方面的成就试作分析。他的焦墨山水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山水画形式，这个形式是他给自己规定的一个难题，他尽量少用甚至不倚靠水。他把水墨画的水的因素基本上排除在外了。这是前人不曾涉及的难题，也使他在用笔方面有了独特的成就。关于中国画用笔的问题，张仃先生提到国，这是中国山水画的核心问题。用笔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用笔的方法，实际上用笔的内涵还有精神层面，即涉及到审美和人格的问题。吕凤子在《中国画法研究》里反复论述张彦远所说的“生死刚正谓之骨”。“六法论”的第二条就是“骨法用笔”，对这点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我觉得吕凤子的解释非常好，他把用笔和人格结合起来了。张仃先生的笔法就是可以见人格精神的。一个好的编辑，一个好的理论家，看一个画家的画的时候，可以看到画的背后的作者的状态和观念，甚至作者的性情。张仃先生能偶非常沉静地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一个难题，说明老先生是很有定力的，特别值得我们这一代画家学习、研究。这20年来我们过多地思考形式上的问题，形式变化多样当然不是坏事;比如我们比较讲究视觉的张力、冲击力和构成感觉。我们有时候还讲色彩的效果，很看重色彩的作用。西洋绘画进入中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画家在形式上动了很多脑筋，这是有好处的。zhangding但是相当多的画家在形式的圈子转过之后又走回来了，他想起了一个很本质的东西，中国画最本体的精神意义是不是丢掉了?中国画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中国画讲“格”，黄休复提出的“神、妙、能、逸”四格，既是对画家的品评，也是对画格的一种界定。中国文人画的贡献是对格的研究和探讨，中国画对人格的精神状态的要求，是中国画艺术的独特性质。特别是中国山水画，对人格有很高的要求，黄宾虹说中国山水画非文人不能为，山水画肯定是文人之作，是知识积累、人格积淀。中国的山水画不同于西洋风景画，画内见人，画如其人。我们看到元代以来的山水画，为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的笔墨形式已经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张先生的画就使我们感到了张先生的人格价值和意义，感到了张先生对传统用笔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他的创造也就有了更深的感受。

我想再补充一个观点，我认为优秀的中国画家都是高寿的。黄宾虹讲过这个问题。在他之前的董其昌也讲过：“此辈人多寿。”修养好，去火气，通达天地，透彻人生，一般来讲疾病奈何不了他，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慢慢地沿着一个信念走到底。黄宾虹就证实了，他活到91岁。白石先生活到97岁。这是中国画的规律，张老状态很好，我们希望张老往更辉煌的人生旅途迈进。

李松(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原《美术》主编)：

张仃先生是当代美术界大视野、大传统就成的一代大家，是一座大山。

张仃先生是中国画的开拓者。1954年，他和李可染、罗铭一道去江南作水墨写生，在榛莽中为中国山水画的创新开辟出一条新的生路。之后又以极大的经历致力于焦墨山水，在绘画语言上达到高度的丰富、完善。他的山水画作品具有崇高感。无论大画小画，都体现着泱泱大国的气度。尤其是《昆仑颂》、《燕山长城》等更具体体现着当代中国艺术突进的审美特色。

张仃先生是美术界一座无字的丰碑。东汉时期名列云台中心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有大功而从不居功。《后汉书》上说：“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将军树’”。张仃在艺术上有多方面成就，而从不居功。他尊重同辈和前辈，谁有长处，他满腔热情地推介，晚辈对他的作品说长道短，他都能听下去，这是他的气量，也是一位大家的风范。张仃是当代美术界的“大树将军”。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社总社编审)：

张仃先生是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几乎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美术活动，他以丰富的阅历、尤其在老年的阶段，集中全力从事焦墨山水和中国画创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张仃先生又善于思考一些重要问题，在美术理论方面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例如他关于《守住中国画底线》的文章，既有理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画语言的纯洁性，驳斥了诸如“笔墨等于零”之类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奇谈怪论。历史将会证明，张仃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贡献的老领导、老画家，而且在中国画发展的关键时刻又立了新功。在当下艺术思想空间活跃，各种流派纷呈杂糅的状态之下，我们尤其需要张仃先生这样具有独立见解的老一辈艺术家来把握中国画健康发展的方向。这对于处在21世纪的广大中青年艺术工作者来说，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研究》、《世界美术》主编)：

张仃先生是美术界里非常有人格力量的一位长者。美术界不可想象没有张仃先生的存在，没有张仃先生的存在。

张仃先生是最懂得艺术规律的人。我们艺术功能是一个强调革命的艺术，革命艺术即革命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但是还有其他的功能，就使我们提倡政治领导的时候，张仃先生50年代所要具备文化交流的功能。张仃先生50年代出国访问毕加索，一方面他懂得毕加索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也从毕加索那里得到启发。毕加索提到国两个中国画家，一个是张大千，另一个就是张仃。

当时毕加索在张仃面前强调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价值和意义，张仃先生是懂得这些的。毕加索对他说中国艺术了不起，他也懂得这一点。张仃先生在艺术教育或艺术创作立始终注意研究规律，他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注意。张仃先生对民族传统艺术、民间艺术、西方艺术都是有研究的，所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城隍庙加毕加索”。实际上张仃先生是吸收了西方艺术新的有用的东西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他当时不是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但是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领略、对西方的领略应该说是很深刻的。所以他在艺术教育和创作领域，在中年以后的艺术创作里面反映得非常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