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近日拒绝了十四家公立博物馆的企业化提案。笔者质疑，如果这些博物馆继续受缚于公务员制度，他们何时才能赢得大众的欢迎呢?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每个社区都堆满了人，尤其是在尖沙咀这样的购物区。假若你想逃离拥挤的人群，不妨去一个绝佳的僻静处：当地博物馆。比如靠近水滨的香港艺术馆(Hong Kong Museum of Art)就以庄严肃穆的环境著称，然而相对于吸引人的主题展厅而言，那些陈列着书法之类的永久藏品的展室却异乎寻常地安静。

有数据可以进一步表明我们的博物馆缺乏人气。根据一项政府规划，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治下的十四家公立博物馆拟进行企业化改制。在过去几年中，这十四家博物馆当中就有十三家面临访客数量减少的问题;其中，香港艺术馆参观人数降幅最大，相比2007财政年622,000人次的访问高峰(其时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正在展出)，去年访问人数降至332,198人次，减少了一半，甚至连备受瞩目的路易威登当代艺术展也未能重振访客总量。而位处柴湾的罗屋名俗馆(Law Uk Folk Museum)人气最差，2009全年仅有15,000访客。

政府对此有所觉察，2004年成立博物馆委员会(Committee on Museums)，为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提供政策建议，协助订立公立博物馆服务的相关条例，为进一步完善博物馆机制制定策略和规划。委员们历时三年完成一份报告，建议成立一个法定的博物馆理事会，负责这十四家拟进行企业化改制的博物馆的日常管理和运转工作;换言之，这些博物馆将脱离死气沉沉的公务员制度，在人事和财政预算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

然而，本月初，民政事务局驳回了这一提案。这意味着一切将保持原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将继续管理这些博物馆。根据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以往记录，这个决定十分令人忧心。除了数年来低迷的参观人数(甚至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都坦承这一事实)，还存在其它令人吃惊的情况。2006年，审计署在报告中批评指出，由于公立博物馆缺乏收藏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展品积压状况。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以及香港电影资料馆展品库存积压达707,631件，无法与观众见面。此外，孙中山纪念馆去年在接受美国私人藏家捐赠的过程中还出现二十一件藏品中途遗失的事件。

问题延伸到博物馆如何充实其馆藏的课题。香港艺术馆总馆长邓海超表示，自2000年以来，他们一直觉得没有必要参加任何艺术拍卖会，因为拍卖会上的艺术品一般都“太贵”。相反他们更愿意通过捐赠来扩大收藏，或者直接与艺术家交易。去年，他们用一百八十万美元购入九十九件香港当代艺术品，不到全馆总经费的百分之二。

另一个问题在于博物馆市场经营的失败。博物馆委员会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参观者得知这些博物馆的途径是“刚好路过”，而并非从媒体获知他们的存在。超过一半的常客认为博物馆的宣传度极其，或十分不充分。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对该企业化改制提案被驳一事感到失望，他批评当地博物馆十分落后而且乏味，永久收藏也相当不足

也许正是官僚体制压制了创造力，让博物馆成为一潭死水;公务员制度下的博物馆只聘用符合入门条件的员工，而且只需是大学毕业生即可，对于博物馆管理经验不做要求。这种闭合的电路可能导致能够提出创意概念的创新型人才的匮乏。“基本是学徒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咨询会成员黄英琦说道，“所有高级公务员职位都是通过内部提拔，唯一的升迁途径是花数十年的时间向高你一级的前辈学习，根据你的工龄来获得升迁资格。连最热情的员工最后都磨掉了锋芒”。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工作，难怪在展厅中一再展出的只是毫无挑战的书法和绘画，而不是激励思考的当代艺术。

博物馆另一个主要职责是教育，然而参观者发现博物馆的环境无法激起学习的欲望。博物馆委员会同一个调查显示，香港科学馆仅仅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参观者参与馆中的教育活动，而其它博物馆的参与率竟然只有百分之二至六。何文聪是2010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Fotanian Open Studio)组委会主席，这个工作室计划如今越来越受本地市民欢迎，尤其是青少年们都愿意去那里体验艺术。他认为公立博物馆的问题之一在于它们过于严肃，让人不敢接近。“人们被博物馆里的氛围吓跑了”，他说“年轻人从来不去博物馆交朋友，但是他们却愿意来伙炭工作室。”他还指出，相对博物馆令人紧张的环境，伙炭开放的艺术工作室能展现广阔缤纷的艺术主题，人们既可以认识艺术品的创作过程，也能了解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