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专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

采访人：陈明、贺玮 

采访地点：中央文史馆 

采访时间：2018年6月25日上午

冯远接受《中国美术报》记者专访

中国美术报：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题材作品就是中国美术创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组织了好几批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留下了一批经典作品，如《开国大典》《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夜渡黄河》等，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时期以来，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经历了从恢复到发展，再到21世纪繁荣的一个态势。作为最近20年来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一个构建者、最主要的组织和实施者，您主持、组织了文化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两大创作工程。请您谈一谈近40年中国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状况，首先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

冯远：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洞开，随着党和政府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实施，国内文艺界、学术界思想解放，各种西方的文艺思潮、文艺创作的思想观念蜂拥而至。我们知道文化艺术是非常敏感的。当时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艺作品被介绍进来，各种人文艺术观念纷纷面世，杂志刊物让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中国的艺术家突然觉得，原来艺术是可以用不一样的观念方法来创作的，面貌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当时文艺界特别是年轻人，也包括我的这种兴奋之情是可以想象的。

中国美术报：那个时候您是在浙江美术学院教书，您切身感受到的艺术氛围是怎样的？

冯远：我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研究生，1978年底进入美院。我当时的直观感受是，各种外来的艺术思潮、面貌、流派、观点、方法琳琅满目。这给当时一元论的文艺思想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接下来79级、80级的研究生、本科生陆续进来以后，一届比一届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思想新锐，求变意识强，各种艺术创作活动十分活跃。

当时在国内形成了文化思想上的各种交锋，虽然一时还多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变成有组织的行为和社团，但这样一种文化的争论在各种报纸上已经非常热烈，今天来看具有积极意义。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回避不了借用西方艺术的观念来表达中国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也免不了挪用、拼凑，甚至于照搬、抄袭的现象。今天回过头来看，虽然当时出现了一些偏激现象，甚至是极端的观念、理论，我觉得作为思想解放的实践环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过程是回避不了的。

但接下来中国的美术界出现了一种倾向，由于一些年轻人缺乏对中华文化的深入理解，很快就出现了一种思想上的颠覆民族文化历史的取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保守，有的还主张学习西方现代文化以取代中国当代文化，有的甚至不求甚解地以西方艺术的价值评判观念、审美标准为参照，批评我们国家多年倡导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观，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化自我否定和历史虚无主义。加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还处在低水平状态，普通老百姓生活处于基本温饱的水平，但追求快速发展、尽快富裕、加快提升的愿望却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学术界、文化界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借用西方（包括文化）的办法来快速发展自己。

中国美术报：您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初衷是什么？当时的情形如何？

冯远：世纪之交，我调任文化部教科司工作，当时感觉到整个社会的兴趣都在往所谓的现代主义艺术转移的时候，原有的反映现实生活、带有一些主题内容的艺术传统被大大地削弱了，甚至遭到一种不屑的对待。这种态度在美术类高校里曾经特别明显，一方面是传统的固守，一方面是传统的突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最为保守的专业学府堡垒里，受过了严格的、被证明是有效的知识专业传授以后，学生对教育内容本身的反抗、叛逆十分激烈。当时的局面就是这样，各个专业美术院校陆续都开设了实验艺术，或者综合艺术课程，要求一方面训练思维创新，一方面是形式实践出新，这固然是需要的，但关注、反映现实生活的，有深度的、能够扎实深入表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作品在弱化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有很多问题我也是通过学习逐渐清醒意识到的，如果都热衷于去搞个性化、私密化的创作，甚至流于技术化、形式至上，没有人去关心有内容的东西，有文化深度和历史厚度的东西，这会导致艺术方向的偏误。在这种情况下，我找到当时的中国画研究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画院，提出希望他们能进行一些贴近现实的主题创作。

中国画研究院的领导和画家都觉得需要，特别是刘勃舒先生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我们请中国画研究院的画家带头来组织、策划、创作一些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在当时美术发展的潮流中发点声。这倒不是为了画主题而画，而是希望创作一些跟社会有关联的东西。后来我想，能不能干脆由政府来推动。当代艺术那么红火，已无需政府的推助，但从政府层面上能不能有意识地来推动一下有选题内容的创作。如果仅仅提出一个号召，让艺术家自己去表现那些生活中的题材，未必会有一定的高度，也容易出现新的模式化、概念化。但是一些大型的主题性创作，如果作品没有一个着落、归宿，艺术家也很难主动去画。所以我才想到策划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活动，先从百年做起，因为这个题材足以唤醒一批中年画家特别是和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的积极性和艺术使命感。而且让我忧虑的是，美术学院在当时的状况下，短期内要培养能够扎扎实实承担一些厚重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表现主义绘画的艺术家将会有难度，而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现在、将来都需要的。

于是我做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方案。虽然几经周折，费了很大精力，但是得到了文化部、财政部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真正把这个项目做起来是我在中国美术馆当馆长的任上，一百个选题是在那里邀请党史、军史、当代史的专家开座谈会讨论后报批下来的。之后跟财政部申请经费。我呼吁：趁着现在很多年富力强的艺术家还有这种热情，愿意画一点历史画，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10年、20年以后，将来的年轻人也许既没有这个经历，也未必有这个热情和能力。财政部领导被艺术家的热情和决心所感动，就批准了启动经费。整个预算是一个亿，这在当时已经是天价。2005年，我调任中国文联，这个项目由文化部的同事、同行们在2009年完成，向公众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了这些作品。

王洪亮 红军长征的将领们 雕塑

中国美术报：您觉得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意义在哪里？

冯远：这项工程的完成我觉得开了一个先河，它后来对全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一个国家不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何种阶段，都要有一些能够体现国家意志、国家文化思想和价值，主导本国文艺创作的核心内涵，或者说主流的东西。我们一说主旋律就有人不爱听，一说主流好像就是高大上、红光亮等极左的东西，就以为全是虚假的东西。

一个国家确实需要前卫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但不宜成为一种一窝蜂的现象，如果淡化甚至漠视本民族文化，或者说是一味追求为新而新，那是一种文化的短视和价值取向的危途。今天我们提出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任务，我们拿什么来支撑这个文化的强？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吗？这是普通老百姓享受文化服务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益。不能说我们有了这些就是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真正的强在于文化思想的内容价值、文化产品成果和创造创新能力，能够为世人接受、认可、享受，此之谓强。

我们做的只是文化的基本建设。先把美术创作、文艺创作搞好，把艺术家们集结起来，把这个民族历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存留下来，育化人民。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或者说做得还不够。只有21世纪的中国政府和艺术家做了历史上历代政府没有想和做起来的事，即把人民作为一个主题，把他们在近百年，在5000年文明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来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番。接着，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就想既然百年重大题材能做完，能不能以中华文明5000年的文化历史为题材也做一次创作呢？

中国美术报：所以接下来您又主持了中华文明历史的主题创作，当时的情形有何不同？

冯远：如果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是针对当时艺术创作受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影响所体现出的一种文化自强意识，唤起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视，用艺术的形式去表达一些有意义的历史史实的话，那么2012年底启动的中华文明历史的主题创作则是冲着文艺创作受市场化经济的左右、一切向钱看的影响而去的。从2009年到2013年，只前后五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呈井喷式增长，成交额屡创新高，甚至一度居于世界首位。当艺术家们突然意识到，一定要在市场中卖出高价，才是“硬道理”，才能在中国美术史上“奠定地位”，我们又偏向了一个极端，这是很糟糕的。相当多一批有才华、底子好的中青年艺术家，因为一路跟风，追随商品化市场，导致他们作品中的气息格调都发生了变化。当艺术一窝蜂为了换钱，都在“生产商品画”的时候，就应该提倡一些庙堂意识了。一个时代的艺术的标杆，不能都以钱为衡量标准，这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马首是瞻更加致命。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推动起来的。这次活动做得比第一次更加周全充分。先请社科院历史专家来讨论选题，因为涉及的历史悠久，5000年才遴选150个选题。事实上历史上可表现的选题很多，但因工程规模有限只能开个头。所以接下来马上各省又推出了很多反映当地历史文明主题的创作，尤其是一些文化资源大省，作为一项文化建设任务积极主动地推动这些命题创作。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花了五年工夫，也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尽管遗憾多多，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下的美术创作的实力与状态。毕竟从无到有，中国的国家博物馆里因此有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画了。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项目资金是1.5亿，我游说财政部领导说，1.5亿仅相当于一公里多高速公路的造价，但用来让今天中国顶级的艺术家留下一批可以传世的作品，其价值则无可估量。能否在我退休之前，让它启动，后面的事让年轻人去做，可能这些话感动了他们。这个项目没有中宣部、中国文联、国家博物馆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美术报：在具体的创作过程当中，画家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无法驾驭画面、画面的形式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

冯远：这是具体操作环节的问题了，确实有这种情况。中国的艺术家们多数具有好的艺术修养，且画画的技术高，有锐利的对形与色彩、笔墨的观察能力，又有熟练的技巧，他们能够经营一幅完整的作品，但是要让他们在深化主题内容的内涵上下功夫，强化作品的深刻意义有时会找不准门径。因为大半艺术家文史哲的综合素养是需要补课的。

中国美术报：那么在组织实施过程当中，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弥补或解决这些问题的？

冯远：这主要依靠文史专家论证来指导、纠正。比如说画历史题材，有研究服饰民俗的专家、研究文献史实的专家、有研究器物道具的专家等，甚至研究兵器的专家都有。我们请这些专家来讲解各个题材的故事内容。比如说楚汉相争，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中间有很多故事，十面埋伏可以画，垓下之战可以画，鸿门宴也可以画。然而具体到怎么表现鸿门宴，找到哪个角度切入表现刘邦跟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对他们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具体到画面的构图、造型、色彩等关系怎么处理。除了少数像孙景波这样的学者型艺术家，大部分画家都需要专家的指导。

中国美术报：是的，这需要文史哲与艺术的相互支撑。当前，艺术家处在文化全球化、艺术多元化的创作环境中，您现在如何看待我们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冯远：实际上任何艺术创作都有主题。你说那些取名为无题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没有内容吗？没有主题（或曰内容）的艺术，哪怕是抽象的意韵、旋律、情绪、色彩、构成、材料的变易，甚或是高兴、悲伤，都是可以作为作品的主题与内容的，甚或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

总之，一个国家要发展文化，政府就要充当推动社会和艺术家个体做不起来的事情的推手。主题、主题性、主旋律、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价值多元化的环境，甚至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对这两个工程，我建议博物馆、美术馆留个进口，鼓励将来的年轻艺术家，凡有志于在国家殿堂里彰显你的历史贡献，只要你找准了选题，画得好，就可以进入殿堂替换较差的作品，这样可以为时代、为历史留下更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