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家级新区，不仅承载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也承载着未来文化发展风向标的功能。故而，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规划设计中，需要考虑当前文化设施建设之中既继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又为未来文化发展留有空间和余地的问题。笔者提出文化建设中需要考虑的“文化-时空”一体化问题，对雄安新区文化建设规划和设计提出一定的思路参考。通过对文化概念、文化的空间问题、文化的时间问题进一步分析，厘清文化建设规划设计的着眼点与重点。
本文通过文化理论分析、案例比较、历史溯源的方式对相关文化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对文化空间的历时性特点、文化时间的空间延展性特点进行阐述，透析从继承过去到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路径的要点问题。笔者提出，在文化建设之中应当考虑到文化功能设施与当前生产生活区融合的问题，为未来文化发展留出修改、新建空间；在整体设计上突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相辉映、合理设计，并通过指导当前建筑、装饰风格，摆脱传统现代性设计所带有的旧文化烙印，走向人从必然世界解放出来的“后技术文化”。通过提出相关思路，笔者试图阐述一种从时间和空间上统一的文化整体性构建思路，在这种文化建构思路指导下，文化应是一种整体的沉浸式体验。
一、新城区建设中的文化-时空问题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文化建设具有特殊性，雄安新区在规划之初便要求“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而作为国家的“千年大计”，则又需要面向未来，体现未来文化发展的可能，并不断处于历史发展的前沿。这对当前的文化哲学、文化建设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有待深入探讨。
在文化领域，雄安新区规划和建设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于，对自然生长的文化应当如何认识和设计。这就是说，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中凸显出这样一个难点：文化并不是一个特指概念，文化是一类社会活动和现象的统一体。这就意味着文化这个词所对应的对象是模糊的。文化所包含的元素众多，而文化元素间联系却不是特别紧密。
故而，文化本身是难以直接把握的。在研究文化建设相关问题时，总是难以找到中心问题、重点问题。非但如此，文化还具有自然生长的特点。文化的自然生长，意味着文化不可以单纯依靠理论指导、宣传手段，或者一定的文化实践便可以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反而是，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可能导致文化向着之前设计无法考虑的方向变化发展。文化的自然生长也意味着，文化有着自身的来源和过去，带有自身的历史烙印和特色。所以，过于绵密的文化设施设计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使得未来文化无法就其自身规律自然生长下去，文化便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在厘清文化建设的相关思路时，需要与雄安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考虑。雄安新区的建设将要传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两部分都是雄安新区作为国家千年大计的应有之义。如何结合这两种文化，使其迸发出新的魅力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样，作为国家的千年大计，为未来新文化做准备的雄安新区也需要关注，在它的设计规划中是否有改造、扩建、增加的可能性，是否能让未来的文化发展同样烙印在雄安这片土地上。所以，从雄安新区设计、规划、建设之初，就应当考虑并设计相关文化设施建筑、普通建筑装饰、城市整体规划的表达问题。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着重点在于一种“文化时空”问题的把握。
文化时空”问题是考虑雄安新区设计规划时，相关文化建设与空间、时间方面统一性的问题。扼要地说，在雄安新区的设计规划中，需要留出充分空间以应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并设计已有空间来接续中国特色文化传统，并引导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发展是文化在时间中发展变化，并雕刻在空间之中的印迹和符号；那么相关规划理应着力于一种文化、空间、时间相结合的整体设计思考，必须考虑到三者的相互渗透。
二、发展问题：空间的历时性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思想史上对文化本质的争论不断。但是，对文化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虽然文化是众多繁杂概念和事物的一种集合体，这些繁杂的概念和事物都具有一种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是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可以在语言、建筑、设计、仪式等多种不同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故而，文化符号发挥作用依托于相关的文化设施、装饰和整体设计，这就是说，文化生效有赖于相应的物质方面。承载文化符号的物质方面需要空间，所以相应的，必须在雄安新区设计之初就留下足够的“留白”和“颜料”。
一旦文化有所发展，新的文化就要求新的空间来承载相应的文化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文化产品以及要求特定活动场所的人类仪式。单次的规划设计不可能涵盖未来一切变迁：旧的文化总会过时，其中的一部分被淘汰，另一部分则保留下来；被淘汰的部分文化设施可能被改造，但这部分空间是远远不足以支持未来文化发展的，未来文化还需要新的空间来承载它。
雄安新区作为我国的千年大计，必须考虑到未来很长时期内文化可能发展的变迁，需要留出空间。但是“留白”与“颜料”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雄安新区建设规划要求从新区建设之初就建成一定的文化设施；因为，文化不仅有未来，还有过去。对文化的传承也需要相应的文化符号，这也占据空间。在空间上的过去与未来之争，是“文化时空”的第一个着眼点。
首先，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在雄安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规划、建设一批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筑作品、装饰作品；然而，在表达过去的同时必须为未来文化发展留有充分的弹性空间。雄安新区建设的目标既不是一个暂无文化设施的“空白画板”，也不是一个已经涂满“颜料”，无法承载未来的可能文化发展设计的“历史名作”。
考虑历史与未来的设计，可以参考优秀的方案，如天安门广场的设计，以故宫中轴线为基础展开：一方面，利用故宫中轴线相关的历史建筑，环绕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等体现着社会主义特色设计风格的建筑；另一方面，这些历史建筑给人一种从历史的遗迹中走出，创生出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精神。
而相反地，武汉老汉口地区的江滩建筑，受制于绵密的租借建筑规划，导致在老建筑现代化、新市政设施建设、新文化与历史建筑结合方面都受到极大掣肘；故而，武汉的新文化中心转向毗邻汉口老城区的琴台地区、隔江相望的首义路附近，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区还有足够的空间创造新的文化符号。但是，一旦这样处理新旧文化间的关系，新文化区就与传统的城市重心产生了偏移。文化区域成为一个独立的功能区域，便脱离了日常生活，成为了特定人群的特定享受。就文化的本质来说，它与生活应当是相互渗透的。所以，这种文化与城市主要功能区不相覆盖的情况是不理想的。
其次，文化是一种整体氛围，在整个区域设计、规划之初就应当将文化因素的相关考虑渗透到整个区域建设的全过程之中。现代城市的设计与建设符合当代生产模式的特征。这种当代生产模式以效率为要，所以城市建设和规划表现出包豪斯主义、现代主义的特点。
这种城市建设模式最典型的特征是去装饰化，突出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装饰的功能性，反对过度装饰城市；所以，现代建筑普遍以平面、直线为主要设计要素，简洁、成本低、建设和使用效率较高；这一风格所对应的文化便是文化本身的“污名化”。文化是非生产性的、无效率的，所以是“无所事事”，不好的，有害的。除非，文化活动发生在特定的高端文化区，成为严肃文化，与正常工作生活区分开。
如此一来，文化区域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功能区，与生活、工作截然分开。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这种西方现代性思路截然相反：文化恰恰是应当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形成一种特有的“后技术文化”。追求这种新文化，要求在雄安新区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文化空间问题；并不是为文化单独设定区域，而是在生产、生活功能区之中留有文化设施；并且，这些设施还为未来进一步改造留有空间。
武汉汉口民众乐园是这一设计思路的优秀例子，民众乐园位于汉口老城区商业区划的中心，自1919年建立以来便是当地民众购物、娱乐乃至生活创业的集散地；历史上，民众乐园在经营中历次为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大规模改造改建，至今依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甚至“民众乐园”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而上海静安寺虽然承担着当地佛教文化的实际功能，但是被新城区所环绕，无法进一步修建，近年来屡屡遭遇人流量过大，无法有效承担相应社会功能的困扰。文化设施需要与城市功能区划结合考虑，使两者相互沁入、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不仅要在功能区之中处处体现文化符号，也要突破现有唯生产效率之上的文化倾向，形成富有魅力和人情味的城市设计。这是相关规划设计的难点。
所以，在考虑文化建设的空间性问题时，应注意在文化的物质符号之中处处体现过去的烙印，并为未来的新文化留下发展的余地和空间。也就是说，将文化作为“文化时空”的总和概念进行考虑，必须考虑到“文化时空”的历时性变迁，文化符号在历史中的表达，以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思路来考虑每一个既定社区的文化社区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