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转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一次次考古发现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光辉璀璨。穿越时空的诸多器物得以与世人相见，其中出土的与酒相关的器物，更是还原了古人馥郁酒香中的艺术生活之姿。
从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的“我姑酌彼金罍（léi），维以不永怀”，到诗仙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杜甫“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再到李清照“三杯两盏淡酒”……不胜枚举的诗词歌赋都有酒的踪迹，而与之密不可分的酒器也被一同记载。诗文中的“金罍”“樽”“觞”“杯”“盏”正是盛酒之器。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中国人历来讲究器物之美，饮酒所用之器更是讲究其精美与适宜。酒具作为酒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历史悠久，魅力万千。
魏学峰
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
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
从宜宾历代出土的酒具来看，一个可能因其古时水运、陆运的繁华，推动了对外商贸往来，那时可能有商队携带酒具，这或是出土的酒具来源之一；另一个是部分酒具出土在一般的遗址或墓葬里，它们都未散落在与酒相关的古遗址作坊附近，并未与酒的文化，酒的生产有直接关联。
本次“考古五粮液”研究项目将通过地层学分析文化层内包含的器物，并厘清产生酒文化的地域环境、年代关系和其历史的演进，同时还将对酿酒规模、工艺进行解读。总的来说，宜宾地区虽然发现了酒具，但真正能够溯源宜宾酒史脉络、复原和五粮液相关联的历史文化信息，还需通过本次考古进行进一步研究。
新石器时代夹砂红陶杯
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工程淹没区开展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秦、汉等时期的遗迹4000多处，出土了文物3万多件。其中叫化岩遗址发掘出一个红褐色小陶杯尤为引人注目。该陶杯口径约5.2厘米，底径约3.0厘米，通高约4.5厘米。器型是敞口、圆唇、斜直腹、小平底，器身通体装饰有粗绳纹，显得别致，从其造型和大小来看，竟和现在的酒杯极为相似。经专家分析，这或是目前宜宾出土文物中最古老的酒具，是支撑酒都宜宾有4500年酿酒史的实物证据。
元代磁州窑孔雀绿釉釉下黑花人物纹梅瓶
2001年，在宜宾县隆兴乡林石村莲塘坝的古墓出土元代磁州窑孔雀绿釉釉下黑花人物纹梅瓶，该梅瓶通高26.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0厘米，通体施孔雀羽毛般艳丽的釉水，整个梅瓶纹饰富丽繁密，线条活泼流畅，形象生动。
梅瓶是一种窄口丰肩的传统名瓷，瓶身修长，利于酒的储存，不易挥发。其最早出现于唐代，盛行于宋，而宋代的梅瓶称为“经瓶”，这跟宋代皇家讲筵制度有关，“讲筵”又称“讲经”，是一种古代帝王教育制度，待皇帝听讲席讲解经史完毕，便用经瓶盛美酒招待御前讲席。宋元及明代时期梅瓶皆用于盛酒，进入清代后因其造型挺秀、俏丽而改变了用途，成为了装饰摆设。时至今日，梅瓶的优美并不只在展陈柜中，它的美得到传承，仍旧盛装着宜宾的佳酿。
元代银制酒具执壶
此银制酒具执壶是随元代磁州窑孔雀绿釉釉下黑花人物纹梅瓶一同出土。执壶，又称“注子”、“注壶”，最初的造型是由商朝的青铜器演变而来。随着各朝各代审美的不同，注子造型也千变万化。至唐中晚期大量流行，唐代李匡乂所著的考据辩证类笔记《资暇集》中指出：在唐代元和（公元806年到公元820年）初年，大家喝酒还用樽和杓，就是把酒用酒勺从酒樽中舀出来，倒在每个人的杯子里，这样酒不会洒出来。但是没多久，一种像罂但是带有盖、嘴和柄的盛酒器出现了，这就是注子(“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资暇集》唐·李匡乂)。
宋元两代，注子更为流行，且造型也最为优美大气。宜宾莲塘坝古墓出土的元代银制酒具执壶高33厘米、底径10.5厘米，壶身线条优美，主体采用瓶的形状，若将盖子、把手、壶嘴略去不看，便成为了一只美丽的花瓶。这只花瓶瓶口小、颈长、腹重、足底高，造型沉稳。“壶嘴”、“壶把”更是恰到好处的弯曲，与“壶流口”的高度均在一个平面上，可见当时的人们对盛美酒之器已有了极高的艺术追求与铸造工艺。
明代酒具奇珍“公道杯”
2002年，在宜宾县横江镇石城山丰收村的古墓葬出土的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窑青花瓷酒具“公道杯”高7.8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3.9厘米，为仰钟撇口型，造型秀美典雅古拙，杯底有一漏孔，杯中塑一老人站像，老人双手合抱于胸前，神情秉然。杯外壁写有诗文，大意为：酒斟半杯才能饮用不会漏去，人不能过于贪婪，否则将得不偿失。古人将其作为盛酒的器皿，正是以酒彰显中庸之道，盛酒只能七分满。公道杯所诠释的文化内涵是中华酒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交融，它承载着历史渊源，衡量着人文道德。公道杯在宜宾的出现，更是丰富了酒都宜宾的文化内涵。
在考古人的探寻下，宜宾这座散发着浓郁酒香的历史文化名城，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千年风华?